过 年
（2021年2月11日·徐恒裕）
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农历的新年，又称春节，从正月初一到十五，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，是家家户户喜庆团圆的日子，是亲朋四邻互送美好祝福的日子，是别井离乡的人辗转回家的日子。欢欢喜喜过大年，是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的美好期盼，而在我的记忆中，可以用酸甜苦辣来形容过年。
幼时家境贫寒，那时不懂事，幼稚的心灵里总盼望过年，穿新衣穿新鞋，有肉吃。衣服虽然是父亲或哥哥的旧衣改的，但对我来说却是新的；鞋子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或是亲戚送的，穿在脚上特别神气。那时过年，家里必备一只公鸡和一条鱼，从三十晚上迎祖宗、接灶王爷回来，到初七请财神爷，再到十五送祖宗，都作为祭品，只能看，不能吃。一碗红烧肉既是祭品，也是春节期间招待客人的，从未见父母动过筷子。可能是母亲看我老盯着那碗红烧肉嘴馋的样子，有时会破例夹一块让我尝，那个味道至今想起来还淌口水。猪血肉片粉丝汤和山粉圆子，过年还是会让我美美的饱尝一次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两道菜还是我打牙祭的首选菜肴之一。
春节前，伯叔父会送来一些玉米和蚕豆，加工后是孩子们春节最好的零食。父亲也会买一些糖粑（用米、麦、地瓜熬出来的），加上炒熟的大米一起搅拌，有时再加点芝麻，做成冻米糖。父亲在加工冻米糖时，将切碎的沫沫扫给我们吃，其余的都用铁桶装着，用来招待客人。客人走后，母亲立即又收藏起来，偶尔也会送一块到我嘴边，让我尝尝。这些过年往事，便是我童年生活中的最大乐事。
13岁那年，我离家到县城给资本家当学徒。说是学徒，实际上就是干杂活的。春节前异常繁忙，不仅要准备过年期间吃的，杀鸡、剖鱼、洗菜、拔猪毛和炸鱼圆、肉圆、春卷，还要屋里屋外大扫除，搞好清洁卫生，除旧迎新。虽然主人家有一个女佣人，比我大两岁，说实话，都还是孩子啊！从早到晚忙的没有一点歇息空闲。有时来的客人要打麻将，我就服侍他們，端茶，倒水，烧火盘取暖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偷偷写日记，一边写一边就睡着了，老板娘发现我楼上还有灯光，大声喊我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。忙完这一阵子，直到初七之后，我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。这期间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：“累”。可以说，旧时的学徒过年，没有过年的喜悦和快乐，体味不到亲情和温暖，更没有应有的做人尊严，只是为了有口饭吃。旧社会天下穷人都一样，到了年关怕过年。
解放后，我参加了地方工作，虽然因工作原因，不能回家过年，但同事之间友情深厚，新社会人人平等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欢欢喜喜过新年。
参军后，离家多年，有时过年也会想家，但毕竟年龄大了，又是党员、团支部书记，于是便想方设法克服思乡情结，与战友们一起高高兴兴过年。1958年后，我担任了侦察班长和指挥排长，春节期间部队都搞战备，我在前沿观察所担负侦察值班任务，面对金门的敌人和呼啸的海风，大家日夜严阵以待、高度警惕，不敢有任何懈怠。
1976年底，我入伍20年，任正团职也已多年，家属随了军，一家人才真正生活在一起。当时三个孩子在上中学和幼儿园，加之负担三位老人的生活补贴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我每月工资82.5元，后增至92.5元，加上爱人的工资，勉强能维持生活。那一年由于侄女两次来福州住院手术，增加了经济负担。过年了，好在机关农场分了些鱼肉豆腐等，除夕团圆饭才不至于太寒酸。春节前，服务社从北方运来许多苹果，一筐50斤，经济条件好的同志整筐买回家。我考虑到孩子们，下决心买了5斤，我夫妇尝了一个，其余的都分给了三个孩子。孩子们也节省着吃，经常两个人分一个慢慢吃。家中用电也很节省，晚饭后只要天没暗下来，就让孩子们到阳台上做作业，我的房间几乎没有开过灯。过年了，按习俗要灯火通明到天亮，但为了节约，只是吃年夜饭时把各房间的灯开了一下，吃完饭后又关掉了。全家每月用电通常3至4度，很少超过5度。从此我养成了节约用水、用电的习惯，直到现在仍觉得节约一滴水、一度电是一种美德。
人生哪能多如意。由于出生年代和职业的关系，我从13岁离家直到55岁退休，整整42年只与母亲一起过了一个春节。1981年女儿考入军校，后来两个儿子也相继迈入军营，孩子们在各自岗位上都很忙碌，到今年整整40年间，只有1987年全家在一起过了一个春节，多数时间都是我们老俩口自己在家过年。今年，很高兴能与女儿女婿第一次在热带海南岛欢度春节，尽享天伦之乐。
岁月流逝，苍老已无情地爬满了面容，时代也在变迁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年味似乎越来越淡，人们对过年的期盼越来越少。过去过年想吃些好的，却没有的吃。现在吃喝已不是愁事，身体又不允许，高血压、高血糖缠身，还得强忍着管住“嘴”。真是“世间没有万全策，凡事只求半称心”。
幸逢盛世，国家昌盛。回忆过年往事，为的是不忘党恩，不忘春节折射的时代巨变，不忘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民族文化遗产，知足常乐，找回年味，留住年少激情，不断创新更富有时代气息的佳节内涵。
明天将是牛年，祝各位首长、战友、亲朋们：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