砾掩真金，岂掩根脉之重？
——答辽宁徐明旭主任对郯城豹公墩的质疑，兼论家谱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
山东郯城乔闪
按： 近期，辽宁省徐氏文化联络处主任徐明旭先生撰文，对山东郯城豹公墩作为徐氏始祖陵的历史地位提出质疑。笔者研究郯城历史文化多年，感觉徐主任在质疑文章中提出的论点并无新意，多是道听途说，或是基于对地方风物与历史文献的误读。为廓清迷雾、以正视听，特撰此文，逐一回应。学术之争，贵在求真，允许存疑；学者之间，更当开诚布公坦诚相研。此文若有冒犯，唯愿海涵。
近日，有幸拜读辽宁省徐氏文化联络处主任徐明旭先生所撰《研究古徐国史必须尊重事实》一文。乍观其衔，似有权威之重；细览其文，却觉论据仍为徐清义诸君之牙慧，多为往日已辩之陈词。对于徐明旭主任此番旧话重提，且已广泛发布于网络媒体。余恐其“貌似堂皇”之论误导天下徐氏宗亲，故不避浅陋，再作剖解。
作为后学，先向徐明旭先生致以敬意。徐先生长期奋战于公安战线，退休后仍潜心研讨文史，进而主持一省徐氏文化联络工作，其好学不倦、退而不休之精神，实为楷模。
徐明旭主任文中提及：“2022年9月18日，徐氏文史谱牒研究会的成立，是徐氏文史谱牒研究的里程碑……根据大会议程，我对郯城所谓‘豹公墓’和‘豹公墩’有两点看法。”此两点“看法”，恰是本文回应之核心。
一、辨“土堆”之谬：豹公墩绝非近代人工堆砌
徐明旭主任称，其数年前赴郯城考察，见“郯城县内的郯子碑上文写的郯城古时为郯子国，而未见到郯城县有豹公碑”，又见“郯城近年来拉修公路的土堆成的所谓豹公墩大墓”，并引述徐华勤“古徐国很穷困，考古也不会有什么文物”之语，以证其疑。
此论实属大谬，恐因徐主任身处东北，对鲁南地貌与风土知之甚少所致。
其一，关于墩台成因。 郯城妇孺皆知，县城北郊，沃野平畴，一望无垠。唯豹公墩（当地俗称“大墩”“豹墩”“六里墩”）拔地而起，高约十多米，径百余米，蔚为壮观。此乃千年遗存，绝非近年从公路取土堆就。当地乡村耆老曾异口同声言之凿凿，称自幼便闻长辈垂教，此墩为徐氏豹公以上数位先祖之等茔地。口耳相传之家族记忆，早已深入人心，岂能以“伪造”二字轻易抹杀？
其二，关于地名辨析。 大墩，乃鲁南民众对田野巨丘之俗称，如城西于公墓亦被呼为“大墩”。此乃民间称谓，非因一地改称也。徐主任以此指摘，实属因不了解地方风俗而生的误解。
其三，关于文物有无。 徐明旭主任问及墩内有无陪葬文物，此问略显缺乏上古葬制常识。夏商及西周早期，通行“不封不树”之葬俗，墓穴无封土，地面无标识，更无丰厚随葬品。若木公等先祖生活在夏朝，其葬制如此，岂能以有无“文物”来否定墓地存在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四百余座夏代墓葬，皆无封土，可资佐证。
其四，关于历史依据。 若问何以认定此地为始祖陵寝？答案在于历代《徐氏宗谱》一脉相承的记载。家谱与方志、正史，并称中华历史三大支柱。国家已有明文肯定其文化遗产价值。既然多部古谱明确记载“豹……以上葬东海郯城北七里”，且历有名家作序，至今别无二说，我辈后人，唯有信从。若必欲以实物证之，则除非“起古人于地下”矣。
二、解“志书”之惑：地方志未载不等于史实虚妄
徐明旭主任言其查阅清修及新修《郯城县志》多种，均“没有豹公墩豹公墓的一纸片文”，以此作为重要论据。此问看似有力，实则未察古代史官修志之文化心理与政治语境，亦未正视方志作为官修地书的功能边界。
其一，“尊夏卑夷”之史观。古代中原王朝视徐国为“东夷”，《礼记·王制》分天下为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，夷夏之防甚严。徐国虽强，徐偃王虽仁，然在正史中仍被《史记》记为“作乱”，《后汉书》称其有“僭越”之心。地方志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，秉持“尊夏卑夷”之正统观，对非中原正统的东夷徐国历史，往往仅作片语带过，甚至鄙夷排斥，岂肯为其家族墓地立碑作传？此非志书之疏，实乃史笔之偏，研究者当察其深层因由。
其二，家族墓地的私属性质与方志收载尺度。郯城古为郯子国，其治沿革可上溯至“唐虞时为徐州之域”——此语恰载于《郯城县志》卷首，足证郯地与徐国之渊源。豹公墩为徐氏一姓之祖茔，非官署坛庙，亦非邑中名胜，清代修志者依其时方志体例不予收录，合乎公私界限。至于新修县志未载，一则因修志者对散处乡野的家族墓群未予专门调查，二则三十年前修志之时，时代语境所限，修志者亦不敢为所谓“家族势力”张目。时移世易，近年各地谱牒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日渐深入，未来续修县志若能补察实地、采辑族谱旧闻，为“中华徐氏始祖陵”“徐国君王陵”诸条目留出一席之地，当是学术进步之自然结果。
三、正“演变”之误：徐伟行附葬祖茔，岂能臆断为主
徐明旭主任文中又生出一层联想：“依照徐绍贵在郯城北六里之说，这徐伟行君葬于郯城北六里墩，演变为豹公墩”，并抄录《处士徐君墓志铭》为证。此段论述，逻辑混乱，且引文不严谨。
其一，引文失实，考据不严。该墓志铭原文为“君之孤源淳等葬君于城北六里墩”，徐明旭主任却增改为“死葬君于郯城北六里墩”，妄添“郯”字与“死”字，行文有失原貌。治史者首重文献忠实，一字之增删，关乎论据之可信度。如此引用，无论出于粗疏还是刻意，均失考据之严谨，诚不足为训。据徐源淳所撰《长倩公行状》，徐伟行，字长倩，系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山东乡试第31名举人徐嗣爱次子徐肇基之子，其墓志铭为清初大诗人屈复客居郯城时撰写。
其二，因果倒置，源流混淆。豹公墩为直径百米的庞大墓地群，而非仅一冢。徐伟行系清代郯城徐氏名贤，其子将其附葬于族茔“六里墩”，本是礼法之常情、家族之定例。此为“附葬于祖茔”，而非“因徐伟行而演变出豹公墩”。徐主任不分主次、颠倒源流，竟将此附葬行为说成豹公墩之由来，实乃望风捕影、强行臆断。若依此逻辑，凡祖茔中后世添葬者，皆可指为新起之墓，则天下陵墓，孰为真古？此种推论，于史法不合，于逻辑难通。
结语：学术贵有据，质疑应有度
徐明旭主任文末以一句“都是郯城县徐氏自己伪造的”作结，并呼“有血性的徐氏族人……定会拨乱反正”。此言不仅武断，且有失学者应有之敦厚与严谨、审慎。
历来学术争鸣，允执厥中。对于存疑之事，可问可辩，但切忌无端指斥他人祖陵为“伪造”。此举不仅伤害海内外徐氏宗亲的感情，亦有悖于“尊祖敬宗”之传统伦理，更与学术讨论应有的理性风度相去甚远。推己及人，若他人以同样轻率之语质疑自家先茔，不知徐主任当作何感想？
豹公墩是否为徐国君王陵，可以继续从考古发掘、文献比勘、地名沿革等多维度深入探讨，笔者亦欢迎不同意见的商榷。但讨论的前提，是尊重史料、尊重事实、尊重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记忆。行文至此，实无他意，唯愿徐明旭主任诸君，今后于徐国史及徐氏谱牒之学，能博采而约取，厚积而薄发，于己于人，皆留一分余地。此乃忠言，恳望明察。
2026年7月21日 谨识
（作者为山东省历史学会徐国文化专委会副主委）
